后真相定义、特征、原因
《⽜津英语词典》对“后真相”的定义：“诉诸情感及个⼈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
在社交媒体时代，“后真相”现象呈现出两个⽅⾯的特征：⼀个是情绪传播⼤于事实传播；⼆个是情绪在短时间内“病毒式扩散”。
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其影响与规制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后真相“现像的成因分析
（一）多元话语挑战权威，主流媒体话语权旁落
在⼤众传播时代，传统媒体的话语权炽盛，⽽如今社会化媒体的勃兴打破了传统媒体⼀元话语的框架建构，呈现出新闻事件的多⽅线索和⽤户的多元观点。
（二）自媒体博取眼球效应，过分渲染事件情绪
著名的诺⻉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蒙曾说过“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是注意⼒”，这种观点被形象地描述为“注意⼒经济”。在注意⼒经济下，流量⽐责任更具吸引⼒。⾃媒体为了追求流量变现，看到热点就蜂拥⽽上，不去审核事实，利⽤⽹友不明真相的愤怒，在互联⽹上煽动所谓的道德和正义，以求获得⽹友的点赞和⽀持。
（三）热敏话题引发群体共振，公众形成证实性偏差
李普曼曾⾔：“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是先定义后理解。”当刻板成⻅⼀旦固定，⽹⺠的注意⼒就会受到⽀持这⼀系统的事实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不⻅，⽹⺠在认知上的证实性偏差也就形成。
（四）圈层传播下群氓思潮裹挟，群体极化明显
社交媒体时代，⽹⺠在这样⼀个同质化的圈层中很容易形成认知取向和价值判断上的趋同。由此，社群圈层的传播由真相事实的传播变为群体的情绪传播，圈⼦成员的观点受到群氓思潮的裹挟，群体极化⼗分明显，促使舆论朝着情绪化传播“⼀边倒”。
“后真相”现象的影响分析
（一）后真相扭曲事实给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后真相时代下情绪先⾏、事实置其后，公众在⾮理性的情绪中不顾事实本身先⼊为主，对事件当事⼈进⾏⼈⾁搜索与⽹络暴⼒，会给当事⼈造成极⼤地伤害。
（二）后真相时代媒体专业主义面临危机
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在对事件进⾏报道时，要以事实为第⼀要义，⼒求客观公正，但后真相时代下社交媒体接近全时化的传播速度，使得新闻核实的时间被⼀再挤压，事实核查也从“事前核查”演变成“事后核查”
（三）后真相瓦解理性政治讨论与民主参与
后真相对公共领域的政治讨论也产⽣了巨⼤的冲击，当事实不再重要，依托于事实的理性讨论与⺠主参与也就分崩离析。在英国脱欧过程中便存在⼤量虚假信息以引导情绪获取⽀持，某脱欧组织曾报道⼀名脱欧派官员表示英国⽆法阻⽌⼟⽿其罪犯进⼊英国，虽然这个说法是彻底的谎⾔，却已经对⼤众的政治决定产⽣了巨⼤影响。当虚假信息开始参与话语竞争，这种传播的修辞策略服务不仅在参与政治⻆⼒的势⼒，也混淆了⼤众进⾏判断的事实依据，⽹络政治参与在后真相时代反⽽愈发情绪与模糊。
“后真相”现象的对策分析
（一）受众：树立自我审核意识，强化媒介素养
社会化媒体上呈现的是⼀个社会的缩影，它是由⽆数社会成员所构成。每⼀个成员都具有维持媒介⽣态秩序的责任，为此需要树⽴⾃我审核的意识，⾃觉遵守社交媒体的规制。同时，对于筛选⾃⽹络的信息，也需要牢固怀疑性认知⼼理，善于多⽅位核实信息源，拥有批判、反思、鉴赏的思维向度。
（二）自媒体传播：强化注体责任意识，共诉天朗气清网络空间
⾃媒体作为传播主体之⼀，应当将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重，强化⾃身的责任意识。此前有“严肃⼋卦”账号被封，后有锦鲤⼥孩“今夜九零后”被停，正是因为肆意炒作、恶意传播⽽⾃⻝其果，因此作为⾃媒体，应当杜绝“三俗化”的不正之⻛，才能赢得天朗⽓清的⽹络空间环境。
（三）大众传播：重建新闻价值标准，引导而不是迎合
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媒体新闻是传统新闻价值标准破碎的主要原因，专业的新闻媒介为此要重建⾼品质、全时化的新闻价值标准，秉持理性与责任的向度，将以往对事实维度的追求，转变为“事实”与“⼈⽂关怀”的并重。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新型主流媒体应作出表率的主导性⼒量，积极引导舆论⽽⾮⼀味迎合潮流。
（四）平台方：打造完整的把关机制，重建事实权威
应对社交媒体中以病毒式的⼏何级数海量传播，关键是要建⽴完善的新闻求证机制。媒介平台要扮演好“把关⼈”的⻆⾊，发挥“反思和选择”的⼒量，摒弃“机遇和暴⼒”的恶性循环。⽬前在Facebook平台上已经开始推出⾃⼰的算法审核制度。⼀切出现在新闻推送中的内容都经过了Facebook算法的精挑细选，以保证内容的精准性，杜绝情绪化信息的泛滥。
（五）审查方：量化权责标准，加强社交媒体的责任意识
随着⾃媒体的崛起，社会化媒体成为“新闻反转”现象的重要发源地，微博微信成为谣⾔传播重灾区，因此⽹信办等监管部⻔需加强监察审核，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王凤雅事件中，仅仅是对涉事⾃媒体停更处置的举措并不能肃清虚假新闻，若不实⾔论构成了利益侵害，如侵犯当事⼈隐私权等⾏为，不仅是“封号了之”，亦需量化权责标准，强化责任意识，加强⽹警的执法⼒度。
总结
诚然，身处后真相时代的社会背景下，舆论乱象为媒介⽣态带来了诸多挑战，但这也不失为社会各界建⽴健全有关规定、同时进⾏⾃我纠正的契机。 正如传播伦理学者克利福德·克⾥斯琴所说：“在技术崇拜的时代，我们⾯临的危机不是对规则的违背，⽽是⽆规范的真空。” 由此可知，只有运⾏在规则下的传播报道，才能使社会公共事件在⼀次次妥善的对待和解决中，强化整个社会对真相的恪守与遵循。